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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朝新政下的淮鹽之花

----淺議北宋時期的淮鹽發展

文章作者:胡可明 發表日期:2015/6/17 10:36:35 點擊次數:3281 次 文章來源:連云港市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發布人:jssaltjq

         從淮鹽的視角,宋朝是一個特別的朝代。先是(960——1127年)北宋完整地統治兩淮鹽區,后是(1127年)宋廷敗金南遷,只統治兩淮之淮南鹽區,淮北鹽區陷金。107年后(1234年),蒙元滅金,淮北鹽區又歸元統治。45年后(1279年)南宋被元滅,淮北淮南鹽區盡入元朝統治。本文只就北宋時期兩淮鹽業的發展,作一探討,以之求教。

江山易得國威不顯淮鹽支撐

中國封建史上改朝換代最輕松坐上新朝皇帝寶座的,莫過于宋太祖趙匡胤了。他原本后周的一個掌管禁軍的頭領,傳說是在顯德七年(960)被幾個好事者在他睡夢中,黃袍加其身,后周幼帝恭皇帝被迫遜位,拱手把自己頭上的皇冠奉獻給了他。宋太祖的這個夢是太甜美了,只是甜美得不夠徹底,北宋疆域極其有限,東、南雖極海,北只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五臺山南的長城重要關隘雁門關與遼交界,西北至甘肅東部鄰西夏,西有吐蕃諸部,西南有大理國,總面積也就大約280萬平方公里,比之于唐(據說最大時1200萬平方公里)要小很多,比之于今之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只占29%

宋太祖也有志于效漢唐建立大一統天下,在滅了南方幾個小國后,于開寶九年(976)八月北伐,可嘆大計未成身先死。太宗又于太平興國四年(979)五月北伐,敗。雍熙三年(986)再北伐,再敗。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臨駕澶州(今河南省濮陽縣)前線指揮御遼南侵掠奪,也以議和達成“澶淵之盟”貌和實敗為終,宋廷每年向遼方捐銀10萬兩、絹20萬匹。康定元年至慶歷二年間(1040——1042),西夏侵宋不斷,此時宋夏邊界北宋禁軍20萬,鄉兵和廂兵也有20萬,但總是敗局,也以每年銀7萬兩、絹15萬匹、茶3萬斤為代價,求得暫時睦邊。徽宗在與女真金國訂立“海上盟約”后,于宣和四年(1122)攻遼,欲奪回被占領的燕云16州,以比捐遼還多百萬貫錢的條件,僅換回燕京等6座空城,也是一個似勝卻敗的結果。欽宗甚至只在當皇帝第三年就于靖康二年(1127)四月,連同其父太上皇徽宗、后妃、皇子女、宗室貴戚3000多人,被金俘虜而去,歷史地宣告北宋政權被金顛覆。

北宋逢戰必敗,并非國虛兵寡。北宋實行計畝納稅制,農民稅賦比晚唐按丁口交納租庸調要輕;“雜變之賦”的名目、數量固定,比五代十國時也輕。這些都刺激了農民的積極性。農具、農技發展,農作物品種外引內聯,產量增加。手工業中的礦冶、制瓷、絲織、造紙、印刷、造船諸業進步。商業更比前代進步很大。首都開封與洛陽、揚州、成都集市十分繁華,也開始出現了紙幣用于流通,政府兩稅收入大為看漲。經濟發展了,人口也就持續增加。《太平寰環計》載,太平興國五年(980)全國戶數649915戶,至元豐三年(1080)有人口3330萬,大觀四年(1110)有人口4673萬(亦有超過1億之說)。人口的不斷增加,為宋廷保持和擴充軍隊員額提供了兵源。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只是剝奪將軍和地方武將的軍權,集中到中央,并非輕視軍武。北宋沿用唐的雇傭兵制,又為防止農民起義,在全國各地都駐屯軍隊,這樣就使北宋初的20萬軍隊逐年擴軍,到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達到125萬人。國家穩定,經濟發展,軍隊員額增多,還不能操以勝券,仍敗于遼、西夏、金,可能還是“杯酒釋兵權”及其后來一直不變其宗,只把軍隊駐防于各地以防民變所致。

征伐、衛國戰爭、擴軍,加之官員數目朝朝遞增,官俸和兵餉支出日見其長。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每月為36萬貫,到徽宗宣和二年(1120)每月已是120萬貫。朝廷對銀兩的需求,僅靠非鹽產業是遠遠不能滿足的。那么大的缺口是如何彌補的呢?答案是鹽利。鹽利中大者誰也?答案是淮鹽。有專家研究說宋朝是流動的,人口流動性很大,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但是,同樣有專家研究得出結論,宋朝始對產鹽灶民的控制也創造了后世一直仿效的體制,就是拘籍為灶,還不易更改,那是因為產鹽與其他手工業相比,其對朝廷的貢獻為最。為了確保鹽利為政府永占大頭,北宋制定法律以杜私鹽,販私鹽罪之罰超過一般偷竊。古人對鹽及淮鹽之于北宋(直至南宋亦然)國家財收的認識早有定論。且看郭正忠《宋鹽管窺》摘句:宋代“歲入之多,兩稅之外莫大于鹽利。”“夫鹽者,民之日用不可闕,大農、國計之所仰。”另有《宋史•汪綱傳》說:“淮東(兩淮鹽區古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北宋、南宋及其后世對于淮鹽在北宋時期占據經濟地位之首,屢有評析和贊嘆,都明示出淮鹽是北宋維持江山社稷的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

政綱重文社會進步鹽策創新

北宋國策的基調是重文輕武。輕武導致其(96024日——1127320日)終167年中,征伐與衛國戰事都是敗局,故而有史學家評判說在漢至清諸朝代中,北宋是最弱的一朝,國防上幾無建樹。但重文卻使北宋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比較繁榮穩定。有人評贊說北宋經濟和文化上進步顯著,大超漢唐。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189073日——1969107日)就得出研究結論:“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有學者從經濟學角度深入探究,運用數據對比北宋和清朝占據各自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也得出結論說,北宋是中國古代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

北宋創造的繁榮,從一個角度說,與淮鹽的發展互為因果。北宋在鹽策上的創新,為淮鹽提供了根深葉茂的沃土。淮鹽綻放的絢麗之花,裝扮了北宋的江山社稷。如果說唐劉晏注意到了東南海鹽,給淮鹽以應有的“名分”和地位,北宋則給淮鹽的發展創造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并予以較大助推力。北宋的鹽策對前代有所繼承,但更多的是創新。而宋之鹽策舉措,在當朝是為創新,對后世是為奠基。

太祖太宗二兄弟皇帝,都想完成統一中國大業,但均不成,故太宗雍熙二年(985)時在北與遼邊界、西北與西夏邊界上都駐屯有足量的軍隊。為解決其軍需,規定河北、河東和陜西等路(北宋分全國為若干大行政區域稱為路,路數屢有更迭)納稅戶自費把谷物輸運至邊區,稱為“支移”。在“支移”不足情況下,令商人輸納糧草以為補充,稱為“入中”。政府償以交引憑據,商人可持之在京師開封兌換現錢,也可到兩淮支鹽販售。5年后的端拱二年(990),在開封設置折中倉,商人運糧到倉,同樣領取交引憑據,到兩淮支鹽販售,稱為“折中”。北宋創造的這種“入中”、“折中”之法,經元至明被沿用、完善,在明代被變通成“開中法”,明政府也是率先以淮鹽償于開中商人販售。

唐寶應年間,劉晏始創鹽鐵兼轉運使之職。北宋又在鹽官序列上多有新創,分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鹽鐵居上,將鹽務附屬中央財政最高機關,此種設置也被基本沿用至清。仁宗朝(10222月——10633月)末期,始創兩淮在內的東南海鹽區提舉鹽事司。到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由憲臣兼領提舉鹽事司,此即為延續至清的御史巡鹽之制。徽宗大觀四年(1110)還設立了一種跨路級鹽務機構“措置東南鹽事所”。還曾設立過重要的鹽運機構“江淮等路鹽運司”,與宋初就在淮浙設立的“提點私鹽使”一起,對淮鹽的運銷進行管理。至于宋初在兩淮鹽區設立的通州利豐監、楚州鹽城監、泰州海陵監,則是管理煎鹽、收購鹽產及支發鹽斤的基層機構。北宋這種上有中央鹽鐵司及專設機構榷貨務、中有跨大行政區級鹽事所、下有提舉鹽事司與巡鹽御史及提點私鹽使、最基層有通楚泰三州之鹽監,使得北宋對淮鹽管理機構的密集程度,幾近空前絕后。而宋初實行的課額評比和殿最賞罰法則與創于神宗元豐六年(1083)鹽息分紅措施,刺激了各級鹽務官吏嚴管淮鹽的主動性積極性,提高了鹽務機構整體的效率,也是唐五代所未有的。

北宋時期兩淮鹽法比之于唐五代更加異彩紛呈,新制度創舉性多。比如:北宋制鹽資料的擁有分為三態,即國家官有制、官民綜合所有制、灶民私有制。淮鹽區主要是國家官有制,少有私有制,表明宋廷對淮鹽區的控制之重。《宋代鹽業經濟史》載:“淮東鹽場(兩淮鹽區)人戶各有官給煎鹽柴地,不許耕種。”“不許作契典當。”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官制煎鹽鐵盤,“制作甚精,非官不能辦”,官制而散于當時近20場、3——4百灶以煎煮官鹽。即便那么很少量的制鹽資料私有的“小鍋戶”,自煎鹽產也大多由政府統一收購。生產上,對資料官有生產官鹽的兩淮鹽區的通楚泰三監,北宋最早實行催煎制,產生了掌控產量的“火伏法”和記錄生產現場情況以備查驗的“簿歷制”。“火伏法”、“簿歷制”并用,既催灶戶加緊生產完成“丁額鹽”數量指標,又有利于私鹽司、鹽監等機構控馭私鹽。在收購、倉貯、運輸、銷售過程中,還有貸本與手歷制、袋法省則、鎖袱法與細歷制、鈔引法等,都屬北宋新創。尤其是銷售環節的鈔引法及其相應的嚴密措施,成為北宋鹽法的主要脈絡,對后世影響極大。

太宗朝時在淮鹽區創始的“折中法”鹽產通商,到仁宗慶歷(1041——1048)初,仍在淮鹽區率先變通固定為“現錢法”,即鈔引法。因北宋控制的鹽區主要是東南海鹽區和解池鹽區等,所以到慶歷八年(1048)十月,鈔引法即由提舉陜西銀銅坑冶鑄錢的范祥在解鹽區仿效推行。鈔引法為令商人以錢買政府鹽鈔,憑鈔到產鹽地支鹽,任其販售。鈔引法比之北宋食鹽銷售主打方式的官般榷賣,年省經費數百萬緡以上。近代學者型鹽官曾仰豐說,鈔引法有四大優點,即現錢買鈔,革除“入中”糧草實物中的高估其值之弊;官般改商運,州郡無搬運之勞,百姓免勞役之累;以鹽產量定印鈔額,可杜虛估銷量;鈔引法是為自由貿易,可免銷區鹽缺和大鹽商囤積居奇。北宋鈔引法運行中的具體掌控措施,又比唐劉晏的就場專賣制多了一道有效的控制程序——現錢買鈔。金人在推翻北宋占據淮北鹽區后,基本照搬北宋的鈔引法,并且發展成為金朝食鹽銷售體制中最為重要和最有特色的。元朝統一全國后,對鈔引鹽法有了新的完善。明朝的綱引鹽法及清朝中后期的票鹽法,也都由鈔引法延用及完善而成。

淮鹽發展產量遞增鹽利冠戴

在北宋167年中,淮鹽的發展受著朝廷新政的巨大刺激,其速度遠比過去快很多,鹽產鹽利遠超自身歷史,也始終居于全國之首。

《宋史.食貨志》、《宋會要.食貨》、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北宋初淮鹽區,主要是“通、泰、楚、海州、漣水軍。”通、楚2州各有7場,泰州8場,漣水軍1場,共26場(亦說通泰各8場,楚州9場,不含海州和漣水軍場共25場)。仁宗天圣元年(1023)后,海州新建投產了板浦場和洛要場,加上北宋初即有的惠澤場,共有3個鹽場,到神宗熙寧(1068)后,漣水軍或隸于楚州或隸于海州,幾有變屬。綜合《宋史》等諸多史料知,太宗時(978——997)淮鹽年產量37795250斤(不含海州、漣水軍產量);真宗時(998——1022)年產量不斷提高,二十幾年中,最高產量達到過1.077億斤;隨著海州板浦、洛要等兩淮鹽產區新場的建成和投產,淮鹽產量上升勢頭不減,神宗熙寧六年至哲宗元佑元年(1073——1086)又創年產量新高,達1.6億斤。據《中國鹽業史》統計,北宋鹽年產量最高的是在神宗時期(1068——1085),為3.65億斤,而此時淮鹽恰近達全國鹽產量之半;這種產量增勢一直保持到北宋末(1113——1127),兩淮此時最高年產量曾達1.84億斤。不須再對北宋全國各鹽區年產量進行細化分析,還可再從史料載言即可推知淮鹽產量之高,居于冠首是無疑的。《宋史.食貨志》:“國家煮鹽之利以三分為率,淮東(兩淮)居其二。”“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所以《宋鹽管窺》說,北宋時期的各路鹽產中,淮鹽首屈一指。

北宋淮鹽年產緣何居高?主要是海鹽技術之先進及兩淮走在海鹽技術進步的先列,一直處于排頭兵位置。兩淮鹽區較早地有了一些海洋氣象知識的積累,在利用海水取鹵、制鹵技術上也有較多的探索,北宋時海鹽取鹵的三種技術(海潮積鹵法、刮咸淋鹵法、曬灰淋鹵法)都熟練掌握,煎鹽技術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石蓮驗鹵法”(十枚蓮子“半浮半收鹽”標準)就是淮鹽區灶民在北宋初就創造發明并長期使用。南宋初進步為十枚蓮子取七浮的“七分鹵”則是對淮東驗鹵法的重大改進,宋元之交浙西灶民采用“蓮管汲鹵”試檢,也無疑是受兩淮鹽區驗鹵技術推廣啟發的結果。北宋當時人陳華的《通州煮海錄》對淮鹽的生產技術予以著述,描寫了“刮灰、刺溜、澳鹵、試蓮、煎鹽、采薪之大略”。另一當時人以圖解為主、文字說明為輔的煎鹽指導書,后被元朝人陳椿補充完善為《熬波圖》,也是對兩淮技術推廣到兩浙的記載。鹽灶的數目、單灶的煎鹽量和煎鹽時間的乘積是總產量高低的標準。所以在煎鹽技術提高的同時,關聯鹽產高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鹽灶的穩定,而保證鹽灶不常遷移又取海水便利、以持有較多的煎鹽時間的,便是捍海工程。北宋太祖開寶年間(968——975),泰州知事對二百年前唐朝時自楚州至揚州的捍海的斷堤殘壩進行增修,保護了淮南鹽區的煎鹽團灶。到仁宗天圣二年(1024),任泰州鹽倉監的范仲淹題奏朝廷修筑捍海堤壩獲準,歷4年終修成71公里長的“范公堤”,成為北宋著名的捍海工程。

北宋的鹽產從2.1億斤增至3.65億斤,歲收鹽錢也從300萬貫增至2000萬貫。淮鹽區因為制鹽資料基本是官有制,鹽利當也是基本納入政府官庫。而北宋的官收鹽錢,也占據中央財政之大頭。所以直到南宋時還有人感嘆:“天下大計仰東南,而東南大計仰淮鹽!”淮鹽因其量大,銷區相應也是廣大的。據《宋鹽管窺》載,北宋初淮鹽楚泰通三產鹽區的鹽產就銷往淮南路、江南路、荊湖路、兩浙路,海州和漣水軍鹽產就銷往淮南路、兩浙路、京東路。其后,銷區雖有調整,但淮鹽銷區總是廣大于其他鹽產區。淮鹽歲收額,在太宗朝至道末到咸平初(997——999),就達200萬貫以上(完全榷鹽收入),課利在150萬貫以上;仁宗朝的慶歷至嘉佑年間(1041——1063),增達560萬貫(其中交鈔引鹽收入100萬貫),課利達500萬貫以上;神宗朝熙寧10年(1077)又增達671萬貫(其中交鈔引鹽收入200萬貫),課利612——652萬貫。南宋史學家李心傳(1166——1234)《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說:“舊淮鹽息錢,歲八百余萬緡。”經現代史學家考證,當是指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淮鹽課利800萬貫。《宋會要·食貨》載并經考證,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7)淮鹽課利1500萬貫。淮鹽的歲收額及課利中,還不包含形式轉換的蠶鹽錢。《唐本草》記載,宋前朝五代時起,中原王朝就對蠶業用鹽實行表配制,就是向農村人戶強行預賣一定量的食鹽,以后收取現錢,或“折變”收取綢絹實物。北宋沿襲五代做法,《宋朝要錄》載:“蠶鹽以版籍(戶籍或土地)度而授之。”宋初是在養蠶區統一配賣蠶鹽(強賣),到仁宗至神宗朝曾改為百姓自愿認購,神宗至哲宗朝停止配賣,而凈收蠶鹽錢,徽宗朝又改為自愿認購。蠶鹽的這種折騰變化,政府所得其利未有計入食鹽歲收額和課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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